February 2008 - 博客
截至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2.1亿。今年年初，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这组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日前发布的《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1994年4月20日，中国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全球互联网的连接，国人由此“触网”。此后，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网民由最初的几千人，到总量排名世界第一，规模如此大的一个新群体的出现，无疑会对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影响。
互联网以其便利性和互动性，正日益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民意通道。一系列引发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的发生，催动着官方建立快速舆情收集和处理机制，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重视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官员博客、网上问计、官民在线互动成为新的政治民主景观。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曾表示：“我近5年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上百件议案和建议中，有相当多来自网友的建议和启发。”
2006年元旦，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从而全面完成了从中央部委到县级政府的网站布局。网民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统计显示，半年内有25.4%，即5334万的中国网民访问过中央或地方政府网站。主流网络媒体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强大平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等知名时政论坛上，每天都聚集着大量网民就“家事国事天下事”发表自己的见解，各大门户网站，几乎每天都有根据新闻事件、热点报道展开的民意调查。
2007年被称为“史上最热的网络民意年”。随着重庆最牛钉子户、太湖蓝藻爆发、山西黑砖窑惨案、华南虎照片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网民参政议政热情和民权意识空前高涨。厦门PX项目事件，更是被称为网络民意的一次胜利。有人指出，网络民意已经不再是一团“无形弥漫的空气”，它成了一种能够对突发事件做出强有力反应的有形存在，这说明网络民意经过几年的摸索，其社会参与效果越来越具有建设性，效率也日渐提高。
笔者也注意到，尽管中国网民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3亿人口中，网民只占16.2%。也就是说，目前尚有83.8%的民众并非网民，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弱势群体、边缘群体。
目前，我国网民分布的城乡和地域差异仍体现得非常明显。数据显示，城镇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是27.3%，农村仅为7.1%。北京和上海的居民中近半数使用互联网，而云南、贵州、四川、安徽和甘肃五省的互联网普及率仍在10%以下。
值得欣慰的是，这种“数字鸿沟”近年呈现出加快缩小之势。互联网从最初少数IT人士、青年才俊、知识精英的“动感地带”，快速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新增网民中，增长最快的人群集中在低学历、低收入、年龄在18岁以下和30岁以上的人群。农村网民也在快速增长，年增长率达到127.7%，远高于城镇网民的38.2%。
互联网在赋予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便利话语权的同时，也越来越频繁地考验起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和行为理性。
“在网上，谁也不知道你是条狗。”匿名性是网络的一大特点。网民身份是隐匿的，名字是虚拟的，除了一些简单的注册程序，他们很少受到管制和审查。在虚拟身份的庇护下，他们可以充分张扬个性、发泄情绪，甚至可以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干扰公共秩序。
有研究者认为，2006年的“韩白之争”，是网络民意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拐点”。起先，几位作家、评论家在各自博客上展开观点交锋，引来大量网友兴奋参与，很快，表达观点的帖子便被海量的情绪化谩骂和攻击淹没，不堪其扰的一方不得不关掉博客。事后一位当事人感慨，“网络的言论自由权被扭曲成了肆意侵害他人人权的工具和无节制自娱自乐自我发泄的场所，这正是最值得国人深思和总结的。”
随后，“虐猫事件”、“铜须门”、“史上最毒后妈”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人们终于意识到恣意的言论快感背后，“网络暴力”像火山一样喷发出了它的巨大阴影。一次次网友掀起的“讨伐”与“追杀”，几乎使当事人的生活和工作遭遇灭顶之灾。愤怒的网民不知道，当他们疯狂“拍砖”拼命“灌水”的时候，另一些人表达意见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了；当他们将讨伐对象的个人资料和照片不假思索地“晒”出来时，当事人的隐私和生活受到了极大伤害。
“警惕以自由的名义限制他人自由”，“不能以民主的形式伤害民主”——理性对待网络表达，网络为民众探讨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开放空间，但不应成为网民恶意宣泄情绪、放纵不良行为的场所，不然，它反过来会限制网络民主的发展。
时下，许多网民知道国家主席和总理也上网。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官员尝试过“在线办公”。有研究者说，互联网在中国开通了由草根通往中南海的直通车，这在互联网进入中国的1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条民意通道能否让更多的人更便利地参与进来，真正成为中国民意表达的阳关大道，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珍惜和维护。(黄冲)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否认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关键在于要科学、合理、及时地处理好矛盾冲突。对各级政府来说，就必须努力形成和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冲突应对和管理能力，要善于预见冲突、管理冲突和有效化解冲突。
具体来说，着力提高政府的社会冲突管理能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正确认识社会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个性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自主意识的强化，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这就要求我们对冲突有一个冷静、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区别不同情况加以对待。
2、建立社会冲突预警机制。政府应当建立动态而适时的社会冲突预警机制。对冲突的准确预见和适时预警，是冲突管理的基本技能。政府除了完成常规性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之外，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预见各种可能的社会冲突，并采取有效手段对所预见的冲突予以管理。
政府应当成立以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为主体的应对冲突的智囊机构。该智囊机构要和政府各个部门联动，适时监控社会冲突的动向；一旦出现社会冲突预警情报，就可及时向决策中心发出警报。
3、作出合理的社会冲突反应。即使有非常良好的冲突预警机制，也不一定能保证社会冲突可以完全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做的是恰当而及时地对冲突作出反应。合理的反应虽然不能避免冲突发生，但可以有效地控制冲突的影响范围和避免冲突升级。
4、培养高度智慧的冲突处理技巧。冲突处理过程是检验政府行政能力的指示器。对于各级政府来说，社会冲突处理都不是常规性的操作技能。许多政府要面临的社会冲突都具有一定的不可重复性，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在冲突处理中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是新问题。正因为如此，政府对冲突的处理主要应依靠的是智慧而不是经验。智慧型冲突处理需要处理者具备综合技巧，如对利益诉求主体的倾听技巧、调节与调停技巧、掌控当事人情绪的技巧、新闻媒体的有效利用技巧等等。
总之，由于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社会冲突具有不可避免性，但社会冲突可以通过社会预警机制和恰当的冲突反应而减少和避免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不断分析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及其发展动态，对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有清醒的认识和掌控；要培养政府自身的冲突管理智慧，随时应对各种冲突的出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才能保证其常规性的公共管理过程和目标的顺利实现，才能真正保证社会和谐。（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言能听，道乃进”，出自《史记·殷本纪》，是商代贤臣伊尹劝谏开国之君商汤的话。意思是说，只有能够听得进各方意见，才能使治国之道不断得到完善。千百年来，这句话受到了历朝历代为政者和有识之士的重视。前一段时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引用 这句话来说明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从善如流的重要性。的确，对于长期执政的我们党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能否做到“言能听”，是一个大问题。
民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和政权兴衰成败的根本性因素。要赢得民心，就要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民声、民意不在书本上，不在官衙里，而在群众中。我国古代的一些为政者就懂得这个道理。早在周朝，朝廷就设有专门的采诗官，常年巡游各地以采集民间歌谣，从中体察风俗民情，考察朝政得失。唐朝太宗皇帝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鼓励谏诤，采纳良言，造就了光耀千秋的贞观之治。而那些刚愎自用、闭目塞听、偏听偏信者，最终往往是失道寡助，导致天怒人怨、国破身亡。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注重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注意从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和利益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今天，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以及党自身的状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更加需要注重倾听民声、了解民意，谨防脱离群众。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很多，注重倾听民声、了解民意，不仅可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感情，而且可以集思广益，找到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办法与途径。所以，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进行决策和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有必要想一想、问一问自己对群众的呼声、意见、建议倾听了没有，听出了什么，又做了些什么，从而做到言能听、道能进。
端正态度。“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倾听群众呼声，就要拿出甘当小学生的勇气和态度，虚怀若谷、真心实意。这样，才能听到真言，才能听得入耳入心。如果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就不会去倾听群众呼声，也听不到真言。
常听兼听。如果满足于做做样子，想起来就听一次，忙起来就忘记了听，就不可能听出什么“名堂”。如果只听个别人或某一方面的意见，不注意广泛地听、全面地听，就很容易受到蒙蔽。只有常听、兼听，才能对事物有较为完整、科学的认识，从而能够作出正确决策。同时，还要多听刺耳逆耳之言，少听唯唯诺诺之声、赞美叫好之声。
深入群众。“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如果长期足不出户、端坐机关，或者深陷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就可能没有时间、没有心思去听群众在想什么、议什么、盼什么。只有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推心置腹，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呼声和愿望，及时发现实际工作中的不足和症结，进而加以改正和完善
香港影星陈冠希２月２１日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艳照门”事件向公众和受害女星道歉并宣布永远退出香港娱乐圈。“艳照门”事件，引发了一场关于个人隐私、网络道德的争论，曾饱受争议的“网络实名制”再次被提到桌面上。这一制度长久以来虽被寄予厚望，却因涉嫌侵犯个人隐私、阻止言论而遭到部分网民的反对。
即便如此，净化网络环境的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
２００８年１月，甘肃省已悄然试水“网络实名制”，试点将以专项行动为始逐步推动建立论坛版主、吧主和聊天室主持人实名和备案制度，并要求网站对开设ＢＢＳ、论坛、聊吧等交互式栏目限期进行备案。
究竟，网络实名是否能推行的开？是否能营建绿色网络环境？能否承担的了建设网络道德的重任？这值得期待。
“艳照门”引发网民反思 “虚拟世界”低俗化
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８日凌晨，很多人还在酣睡的时候，习惯熬夜的网虫却被两张香港艺人的艳照惊得瞠目结舌。之后，“艳照门”事件不断升级引起轩然大波。
翻看网络资料，“艳照门”事件成为２月以来最热门的网络话题。两条与艳照门有关的新闻以７８５６１３和６６０１２２的点击率成为某门户网站一周新闻排行榜“冠、亚军”；天涯社区自２月３日开始截止到２月２２日关于“陈冠希”的网民发帖多达９８条，累计点击率超过百万。
时至今日，在对这一事件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的网民和专业人士开始质疑网络信息监管失灵和“虚拟世界”的低俗化。
“实际上从１月底到现在，时间也不短了，大量的艳照不停地被曝光，想想看不要说是这种照片，就是自己的普通照片要是被莫名地发到网上都会觉得很可怕。有些网站、版主和网管应该有些职业道德，太过分的信息要删除，不能光为了点击率。”网友“一夜秋风”不无担忧地说；
网络技术工程师赵旭觉得技术手段落后是网络信息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网络监管部门对网络不良信息监管在技术上应该更高端一些。比如现在一般论坛上设的信息净化功能太弱智，如果帖子里一个字是敏感字，发不了贴，但是换成拼音又可以发了，形同虚设。网络道德应该是有底线的，这种底线需要技术做支撑”。
在“艳照门”事件后，很多网民更为深刻地反思网络低俗化倾向。资深网民甘肃省中医学院教师胡昀对此感悟颇深：“我们到网上来是为更方便地获得信息交流互动，如果说网站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有些不入流的东西还可以忍受，那么到现在，这个虚拟世界已经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可网络环境倒显的低俗起来，稍微有些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会焦虑。”
在网络环境、网站职业操守和网络信息监管技术遭受质疑的同时，有网友提出依靠“网络实名制”来约束网络信息发布的观点。事实上早在２００３年，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就提出了网络实名制的主张。他建议人大禁止网上匿名，理由是：“你不能因为是在网上，就可以发匿名的东西，就随便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同样要承担名誉损害责任的。”
沈荣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
党的十七大对我国新时期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学习领会这一新的改革要求,积极稳妥地实行大部门体制,对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确保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有着重要意义。
一 、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必要性
大部门体制,又称大部门制、大部制,一般是指将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整合、归并为一个较大的部门,或者使相同相近的职能由一个部门管理为主,以减少机构重叠、职责交叉、多头管理,增强政府履行职能的能力。大部门作为政府机构设置的一种形式,是相对于小部门而言的,通常管理职能较宽,业务管理范围较广,对一项政府事务或几项相近事务实行统一管理。所以,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关键,在于实现职能有机统一。在我国现阶段,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有利于提高政府履行职能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5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使政府职能有了重大转变,机构编制得以精简,管理方式不断创新,大体上与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相适应。但是,政府体制改革并没有到位,而且随着改革和发展,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问题突出,例如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交通运输、食品药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成为影响政府效能的体制因素,不仅造成了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推诿扯皮、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加大了行政成本,影响了政府履行职能的能力,因此,对一些相近职能或融合性强的职能进行整合,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有助于从体制上理顺部门间关系,使政府运行更加顺畅,提高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能力。
有利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有限政府”,政府的职能和规模都是有限的,政府的作用主要限定在“市场失灵”的公共事务领域,如宏观经济调控、建立法律框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等,较少干预微观经济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精简了大量按计划经济而设立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同时健全了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加强宏观调控,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但目前政府体制上存在的职能配置不合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等问题,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有的综合部门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既管规划又管项目审批,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也不利于产业管理部门进行统筹协调;有的部门政企不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干预微观经济社会事务;因此,在新的改革发展起点上,按照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思路,有机整合政府职能和部门,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规划制定、维护法制政令统一实施等宏观管理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体制。
有利于形成精干高效的政府组织结构。政府机构是承载政府职能的实体,为了履行职能,政府通常需要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在传统社会,政府职能比较简单,机构设置也较少,如古代中国仅设有吏部、户部、刑部、兵部、礼部、工部等几个部门,美国在19世纪初只设有国务院、财政部和陆军部三个部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府管理的事务越来越多,各国都先后增设了许多新的管理机构,如能源、运输、环保、社保、卫生、信息等部门,但是政府也不能增加一项职能就设立一个机构,使机构数量无限扩张。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国际上采取的流行做法,就是将职能相近的部门重组为一个大部门,实行大部门体制,如发达国家无论大小,内阁部门一般保持在15-20个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对多一些,在20-30个之间;同时,为了行使某项相对独立的职能,或管理某方面的事务,大多数国家设有其他行政机构,如独立机构、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等,名称、数量和职能取决于各国政府管理需要,形成了以内阁部门为骨干框架,其他行政机构相辅相成的政府组织结构。在我国,政府同样面临着管理职能增加但又不能设立过多机构的矛盾。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统筹考虑职能配置和各种类型机构设置,有助于政府在保持合理机构数量的基础上全面履行职能,逐步形成更加精干高效的现代政府组织结构。
二、实行大部门体制是一个积极探索、循序渐进的过程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无论是部门职责的重新界定,还是机构的调整重组,都要有利于政府全面正确有效履行职能,有利于解决现行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形势是好的,改革的方向和任务是明确的,推进改革的有利因素很多,但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应当看到,在我国实行大部门体制,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经验,实行大部门体制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一方面,要抓住时机,积极探索,首先选择一些意见集中、影响全局的重点领域,实行大部门体制,迈出坚实步伐,争取有所突破。比如说,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生存环境,应将环保职能整合和机构设置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事关民生,建设职能的调整,应统筹协调城乡建设,把住房建设、住房制度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另一方面,大部门的设置,主要取决于我国改革面临的环境、条件和内容,要充分考虑到现实可行性,循序渐进,分步实施,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为了加快形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挥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整体优势,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有必要整合各种交通运输管理职能和机构;同时考虑到有的管理部门的特点以及运行情况,改革需要一个过程,相关职能和机构整合就要从现实可行性出发,逐步推进。
从我国改革历程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各个时期改革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为逐步实行大部门体制提供了成功经验。例如,1982年的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人员,国务院工作部门由100个(含部、委、局、办,下同)精简到61个,人员编制缩减约25%。1988年的改革,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国务院工作部门由72个减少到68个,人员编制精简20%。1993年的改革,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务院工作部门从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编制减少20%。1998年的改革,精简了9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国务院工作部门减少到52个,人员编制减少47.5%。2003年的改革,主要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机构设置,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以上五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标志着政府改革的重要阶段,呈现为一种分阶段、逐步推进的过程,适应了不同时期改革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实行大部门体制,应充分运用以往成功经验,实事求是地逐步推进改革进程。
从国际经验看,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大部门体制,也大多是逐步推进、不断调整的。例如,英国的大部制就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是1968年由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合并而成的;商业、企业和规划改革部,儿童、家庭和学校部,创新、大学和技能部等部门,是1997年通过机构整合成立的;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是2001年由原来的农业、渔业和食品部与环境、运输和地区部整合而成的。美国1955年通过机构整合成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1979年又将该部分解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教育部两个部;农业部经过了多次重组,1994年又将商务部和内政部负责的相关职能划归农业部;国土安全部是2003年由22个联邦机构重组而成的超级大部。德国1986年成立了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接管了原来由内政部、农业部和卫生部共同负责的环境保护职能,形成大部制;2001年成立的消费者保护、食品和农业部,是由原食品、农业和林业部改组而成。日本内阁部门原来有1府22省厅,2002年重组合并为现在的1府10省厅,尽管这次机构重组是通过一次大规模改革完成,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着手进行,专门设立了改革推进机构,制定了中央省厅改革法律等,到2002年才正式完成,历时多年。
三、大部门体制改革需要重点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
十七大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应按照十七大的要求,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深入研究和解决改革中面临的问题。
1.职能和机构整合问题。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实质,在于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确保运转顺畅,而不在形式上调整多少部门。按照这一要求,改革方式有两种选择:一个途径是将职能相同相近的部门,重组为一个职能更宽、管理范围更广的大部门,使相关职能由一个大部门负责,统一协调管理相关领域的事务。具体整合方式,应从实际出发,统筹考虑。比如说,食品药品安全管理与公共卫生服务有着内在有机联系,应当在统筹协调食品药品和公共卫生管理职能的基础上,整合现有政府部门,统一负责相关领域的政策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职能。再比如说,能源涉及到经济、社会、外交、资源等多个领域,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设置,既要考虑强化行业管理职能,也要考虑从更高层次上加强战略规划和统筹协调职能,实现职能有机统一。另一个途径是只对相同相近职能进行整合,不动机构。在许多情况下,一个部门可能只有某些管理职能与其他部门存在交叉,或者一项事务的工作流程客观上需要几个部门共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重组机构,而是采取职能整合的办法,将相近职能归入一个部门管理为主,使之成为该项职能的主要负责部门,牵头协调相关业务,其他部门配合,做到职责明确、各负其责,防止都负责、又都不负责,出了问题无人负责。
2.决策与执行分开问题。目前,有些政府部门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容易导致权力过于集中、部门利益化等问题。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的运行机制”。实行大部门体制,有的部门职能更宽,权力更大,可能出现新的部门利益,监督控制更加困难。因此,实行大部门体制,更有必要在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权力结构上有所创新。在这方面,国外已有多年实践,有些成熟经验可供我国参考借鉴。例如,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开始推行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政府模式,内阁部门主要负责政策制定,设有各种决策咨询委员会,同时将部门内设机构成建制地转为执行机构,负责政策执行,并授予执行机构负责人充分的人事权、管理权和财政资源支配权,目前执行机构已达100多个,大部分公务员在执行机构工作。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也有类似做法。从我国情况看,可考虑以大部门制改革为契机,进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开的改革试点,如将执行性、服务性、监管性的职责及相关机构,分离出来作为大部门的执行机构,将所属事业单位改为独立法人单位,使部门本身主要负责政策制定,执行机构和法人单位专门负责政策执行,形成决策与执行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3.各类政府机构关系问题。现代政府机构种类较多、关系复杂,例如我国目前政府机构分为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门管理的机构等。实行大部门体制,涉及到部门职能重新界定和机构调整,如何理顺各种机构之间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至关重要。可供考虑的措施有:一是对各种类型机构的定位、职责、规格、权力、责任和隶属关系,做出明确无误的法律界定,为理顺机构之间关系奠定组织基础。例如,将目前机构设置中政事不分、以事业单位序列却行使行政职能的机构,明确界定为行政机构。二是使一个部门主要负责一个事务或融合性强的事务,做到职责明确,便于问责。三是明确综合部门与行业部门之间、政府组成部门与其他政府机构之间,是分工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四是通过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确定负责一项事务的牵头协调部门等方法,加强部际关系协调机制,提高政府整体效能。
4.地方政府机构设置问题。我国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中央政府的机构调整必然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在逻辑顺序上应先从中央政府起步,而后延伸到地方政府。考虑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有所不同,例如中央政府管理更侧重宏观性、间接性和指导性,地方政府管理更侧重具体性、直接性和执行性,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也应当有所不同。在大部门体制改革中,除了根据政府管理需要实行上下级对口设置的机构外,其他地方机构的设置,应在地方机构编制总额限定的情况下,由地方各级政府根据本地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整合职能和机构,灵活设置地方部门,为地方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留下空间,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创造性。(沈荣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
1、 CPM(千人成本)，指的是广告投放过程中，听到或者看到某广告的每一人平均分担到多少广告成本。CPM取决于“印象”尺度，通常理解为一个人的眼睛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注视一个广告的次数，目前国内门户网站的广告多采用此模式。
2、 CPC(每点击成本)，在这种模式下广告主仅为用户点击广告的行为付费，而不再为广告的显示次数付费。这样的方法加上点击率限制可以加强恶意点击的难度，而且是宣传网站站点的最优方式。但是，此类方法就有不少经营广告的网站觉得不公平，比如，虽然浏览者没有点击，但是他已经看到了广告，对于这些看到广告却没有点击的流量来说，网站成了白忙活。有很多网站不愿意做这样的广告。
3、 CPA(每行动成本)，此计价方式是指按广告投放实际效果，即按回应的有效问卷或定单来计费，而不限广告投放量。 CPA的计价方式对于网站而言有一定的风险，但若广告投放成功，其收益也比CPM的计价方式要大得多。广告主为规避广告费用风险，只有当网络用户点击旗帜广告，链接广告主网页后，才按点击次数付给广告站点费用。因此，此计费模式对广告主来说是无风险，但在网站主中却不大受欢迎。
4、 CPL(Cost Per Leads)以搜集潜在客户名单多少来收费。
5、 另外还有CPR(Cost Per Response) 每回应成本、
6、 CPP(Cost Per Purchase) 每购买成本 、
7、 CPS(Cost Per Sales)：以实际销售产品数量来换算广告刊登金额、
8、 PFP(Pay-For-Performance) 按业绩付费、包月方式等方式。
“机会几时有？求职似过关。择业非易事，如愿在何年？”这是眼下一些高校毕业生遭遇求职困境时发出的无奈感叹。
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没有明显增长，而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５５９万人，比２００７年增加６４万人，解决高校毕业生供求总量和结构性矛盾的任务非常艰巨。
然而记者在对一些用人单位的调查中发现，就在毕业生们为一份工作苦苦寻觅的同时，不少用人单位却在频频举办的招聘会上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造成这种矛盾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用人单位：想找个合适的人选太难了
对于招聘大学生一事，王梅（化名）有太多的话想说。作为黑龙江一家小型文化企业的负责人，她曾多次参与本单位人员招聘工作。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她表示，用人单位想找个合适的人选太难了，今后不再将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招聘首选。
据王梅介绍，她的企业规模不大，原有的几名工作人员都是富有经验的业内人士。两三年前，随着业务的拓展，企业需要增加做文案工作的人员，考虑到高校毕业生素质好又富有活力，益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于是决定招聘两名专业对口的大学生。
王梅带着招聘启事来到招聘会，对她们单位感兴趣的毕业生倒是不少。“经过交流，我们发现不少大学生根本没接触过相关工作，综合素质不高，很难胜任实际岗位需要。”王梅说，“被我们看好的几个学生，有的觉得１０００元月薪太低，有的认为企业太小没发展，连实习几天都不愿意。”就这样，第一次招聘宣告失败。
过了一段时间，王梅再次来到当地的招聘会，这一回，有两位毕业生同意实习，但结果让王梅哭笑不得。
王梅说：“经过几年发展，企业虽然有了一定基础，但还处于创业阶段，租用的办公用房相对偏僻一些，一位大学生到单位看了一眼，扔了句‘上班坐车不方便’，转身就走了。另一位毕业生只坚持了几天，认为接手的都是杂活，不愿意再干下去，也走了。”
王梅感慨地说，眼下都说用人岗位有限，毕业生就业难，可实际上肯踏踏实实从基础工作做起的毕业生太少了，一些毕业生不是过分看重待遇、条件，就是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且不说个人品质、能力如何，甚至还没对企业做出任何贡献，就对薪金、工作内容挑挑拣拣，这让用人单位很难接受。”
所谓政府采购成本，就是政府采购活动中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表现，实质上就是政府采购合同价款。从价值构成上讲，它包括了采购人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时间消耗以及供应商的生产成本、投标费用、应交税费和合理利润等。可见，要控制好政府采购成本，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得“双管齐下”，从
采购人和供应商两方面着手，把好“四关”：
编制好政府采购预算
作为采购人，一要严格按照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科学合理地编制政府采购预算，细化到采购项目，以满足采购人的需求为导向，具体到采购方式、资金来源构成、采购标准，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市场价格等因素，留有弹性空间。二要将采购预算与资金预算合二为一。“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切忌“打肿脸充胖子”，以满足正常的工作需求为目的，以免“攀大求多”造成资金浪费、资产闲置。
作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详细审查各采购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完整性，如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各单位全部的采购活动，严格控制公共产品的配置标准，科学核定采购方式，促进采购项目的执行快捷、高效。
控制好政府采购价格
作为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要加强公共消费品的供求状况调查，特别是加强对公共消费品的价格跟踪，全面掌握公共消费品的来源、价格、质量技术参数的最新动态，要对供应商的实时销售价格了如指掌，掌握好市场动态的第一手资料和基础数据，然后根据社会平均价格和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价格，运用市场规则和价值规律，依据政府采购价格波动幅度，把脉价格动态，科学合理预测政府采购市场的价格，确定好采购预期目标，做到事前心中有数，掌握好采购成本。同时，在采购预算执行的过程中，联合国家价格监督部门、工商行政部门，以《价格法》、《政府采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准绳，齐心协力，严厉打击供应商借助市场支配地位相互串通，价格垄断、哄抬物价、操纵市场等行为，防止采购人与供应商串通合谋虚报冒领财政资金等行为，维护政府采购市场正常秩序，保护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节约采购成本，打造好“阳光工程”。
作为采购人，要选择得当的采购方式，加快采购速度，尽可能地变分散采购为集中采购，减少不必要的人员工资、办公设施和交通工具等支出，节省人力物力消耗，运用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程序，吸引众多的供应商在报价上采取优惠策略，促使其在采购价格上做出诚信的让步，从而挤掉采购价格中虚高的“水分”，实现最大限度地降低采购成本，节省财力，节约采购资金。
作为供应商，要充分考虑实际成本和合理利润，比照市场行情，谨慎做出优惠报价，促销让利，不要因政府采购市场前景广阔、资金充裕而漫天要价或合谋抬价，更不要因抢占市场份额以低于成本价恶意竞标而互相压价，要让竞争对手信服，让采购人中意。
监督好评审现场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采购代理机构要根据《政府采购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好政府采购价格评审方法和评分标准，合理确定价格分值权重，促进评审专家依法评审。要将多种评审方法加以综合运用，取长补短，优化组合，促使评审专家在采购项目的报价评审上客观公正，加强评审现场监督，防范暗箱操作，减小报价的负面作用，避免供应商在报价上的恶意竞争和合谋高价，对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明招暗定、串通投标、贿赂评委、营私舞弊、出卖资质、串标围标、签订虚假合同、蓄意扩大采购成本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公开曝光，从而促使中标、成交价格更趋合理，以最大限度满足采购需求，节约采购成本。
完善采购成本节约的激励机制
《政府采购法》第六条规定：“政府采购按批准的的预算执行。”值得一提的是，政府采购预算是采购人部门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各级人大批准给采购人使用的“钱”，具有法律效力。尽管政府采购资金由各级财政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给中标、成交供应商，但这并不改变政府采购资金所有人是采购人的本质。因此，政府采购资金节约的部分应当属于采购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要建立和完善采购成本节约的激励机制。对于采购人，每年年终要考查其年度采购成本节约的绩效，节余留用，结转下年，在编制与批复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时，按上一年度采购预算与采购合同价款之间的节约额的一定比例增加公用经费预算，以调动采购人参与政府采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尽可能地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对于供应商，在充分考虑其实际成本和合理利润的前提下，考核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所作的贡献，为采购人提供了哪些优质服务，对比市场平均价格让渡了多少利润，对诚信经营、诚信履约者，要列入政府采购良好记录，记入诚信档案，并给予通报表彰，授予让采购人信得过的投标“通行证”或“绿卡”，让供应商在政府采购市场上“畅游”，享受政府采购带来的“快乐”，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民主问题为人们所关注，民主研究成为一个学界热点，理论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正误交织。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把民主挂在嘴边，开口是民主，闭口还是民主，仿佛民主就是解决社会问题、推进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对民主的这种迷思与在“民主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是分不开的。
一、民主怎么来的、是什么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指出，“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因此，研究很有必要搞清民主到底是什么？只有消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在诸如“民主有没有普适价值，西方民主模式适合不适合中国，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一连串问题上，回到正确的认识上来。
1、现代民主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民主概念是怎么来的？追根溯源，“民主”一词是由希腊语的“人民”和“统治或权威”等词演变而来，最初的意思是“人民的统治”。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首次使用这一概念，用来指希腊城邦国家雅典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由此看，“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雅典的民主是一种公民自治的体制:公民大会拥有无上权力，权力范围包括城邦的所有公共事务；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立法与司法活动；官员通过直接选举、抽签和轮流等多种方法产生；官员与普通公民一样不享有任何特权等。
既然民主一开始是指多数人的权利，是个好东西，那么，为什么在它出现后的两千多年里没有流行，相反却一直沉湮于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的发展、发育不是凭空的，它要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上。当一定的政治、文化制度尚未建立或尚不健全、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发达之时，单纯地追求徒具形式的民主必会遭到挫折。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在古希腊时就产生了民主观念，但当时很多思想家对民主并不看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甚至把民主视为“暴民政治”或“愚民政治”。在中世纪，神学占统治地位，民主更没有市场。英国内战时，当时“平等派”虽然高举民主的大旗，但“光荣革命”后，英国人也不把自己的制度称为“民主制度”。即使在美国，美国宪法的奠基者们一开始对民主制度也不看好，他们把自己的代议制度称为“共和国”，以示与民主制度的区别。
一直到19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民主才得到了真正发育的机会，从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实现了从观念向制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直到20世纪，民主化才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
2、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对民主是什么，现在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民主就是自由发表意见，有的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有的认为民主是票决，有的认为民主是选举，还有的认为民主就是三权分立，更有甚者认为民主就是两党制、多党制，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民主到底是什么？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当家作主的权力而采取的管理国家的制度、形式。民主有内容与形式之分。就其内容来说，有作为国家权力的民主，有作为国家制度形态的民主，有作为公民权利的民主，但民主的核心内容是保证人民的权利如何实现、国家的权力如何健康运行。
民主的形式，则是为贯彻民主而采用的制度、体制、措施与做法。像我们常说的选举、协商、表达、监督、政党制度(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等都是常见的民主形式。民主的形式具有多样性。作为形式的民主，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之中。如古希腊有古希腊式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可见，民主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利，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形式的民主。就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市场经济一样，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同样地，民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同样也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举民主的旗帜，社会主义同样也应高举民主的大旗。
民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能把民主的形式与民主的内容割裂开来。把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形式混为一谈，甚至将二者割裂开来是当前人们认识民主问题时常见的一个误区。民主的内容决定民主的形式，但民主的内容与形式又不是简单地一一对应的关系，同一种性质的民主可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甚至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其民主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当然，采用相同的民主形式也并不意味着民主的性质一定相同，如同样实行一党制或一党执政，可以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如果将民主的某一种形式等同于民主，必然会对民主的丰富内容视而不见，进而会导致对民主的认识片面化，把民主狭隘化。如果说民主就是直选，民主就是票决，那么，这里看到和强调的是只是民主的具体形式。两党制、多党制、普选、直选、票决等只是民主的形式而已。有的地方为了这个形式，打得头破血流，这决不是在真正地践行民主，而是对民主的一种曲解。那些把民主等同于两党制、等同于直选的种种观点，在认识论上把民主的形式与民主的内容混同起来的做法，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3、民主是普适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在目前对民主的争论中，有一个问题是争论较多的，即民主有没有普适性。有观点认为，“民主是相对的，是具体的，世界上没有普适性的民主”；也有观点指出，“在当代世界，民主应该有其普适价值”。怎样看待这些争论？
普适价值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坚决反对那种超历史的普适价值的。因为在它看来，如果宣称一种观念有普适价值，就会掩盖其背后的历史性质，从而使它沦为一种空洞的和伪善的口号。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最基本的立场，“不是观念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观念”。所以说，不能脱离开一定的历史状况去抽象地争论民主的普适性问题。
应当看到，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背后蕴含着一种观念，其中确实包含着有普适意义的核心价值。它像自由、人权等很多观念一样，是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的共同追求，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有成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国第一个民主白皮书开篇便说，“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答记者问时也明确提出，“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但还应当看到，说民主有普适价值决不意味着民主的某种形式、道路、模式也具有普适性、是惟一的。恰恰相反，民主在这些方面是相对的、具体的，在现实中各具特色，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适用于一个国家的民主形式、道路和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国家，一国此发展阶段的民主形式不一定适用彼发展阶段的需要。这就是民主的非普适性、相对性。
理解了民主的普适性与相对性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能把西方民主普遍化了，为什么必须反对那种主张把西方民主形式强行移植到中国来的观点了。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并不具有普适性，并不普遍适用其他国家。我们知道，民主理念中包含着尊重差异、尊重自主选择等现代平等观念，西方国家利用强权推销自己的民主模式、形式和观念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尊重别人的意志和自主选择权利的做法，这恰恰是一种不民主的表现，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西方视自己的民主观念为普适价值，在一些后发达国家和地区强力推行自己的民主观念，其结果只能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认识民主，破除“民主迷思”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这就为我们科学认识民主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1、正确认识民主，必须立足国情
何谓国情？国情就是一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的环境、条件和情况。任何国家都是有自己的国情的，一个国家民主的发展必须从自身国情出发，选择、确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形式和道路。了解一点西方民主制度的人都知道，西方国家之间的民主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各自的国情不尽相同。英、法、美虽同为资本主义国家，但其民主形式却同中有异。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照搬别国的，也不可能照搬。离开一国国情，不仅无法判断一种民主制度、一种民主形式的优劣，也无法判断其是不是民主的。历史一再证明，只有建立适应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才能结出政治文明的硕果。
民主不仅有国情性，而且有阶段性，即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民主形式。列宁指出:“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这就说明，一个阶段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归根结底要与这个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在这个阶段所面临上的历史任务决定的。适合这个阶段的民主形式，未必适合另一个阶段，在一个阶段成功有效的民主形式到了另一个阶段也未必适用。评价一个国家的民主形式的优劣没有绝对的标准，应主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根据国情具体地加以判断。只有适应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要求并且能促进这种发展的民主，才是“好东西”。这就是民主的“阶段论”。所以，发展民主政治，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选择合适的民主形式，生搬硬套别国模式必然导致水土不服。
2、发展民主，并非无限地“限制公权力、扩大私权利”，而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
在目前关于民主的探讨中，有观点认为，民主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处理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问题，认为发展民主就是要限制公权力，扩大私权利。这显然是对民主政治的一个片面认识。
按照现代政治理论，公权力是私权利的让渡，不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利都是人民的。公权力有一种僭越自己权力边界、侵犯私权的天然倾向。所以，公权力应受到制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若据此认为，民主就是“限制公权力，扩大私权利”，这乃是对民主的一种曲解。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公权力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很多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若私权利过大、公权力过小，这个国家根本发展不起来。一个国家只有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时候，私权利才会得到更好的发展。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整合各阶层利益，发挥公权力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通过公权力的整合，发挥最大的资源优势。
因此，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也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在一个国家中，公权力发挥作用的范围，完全根据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的实情而定；私权利的多少、范围的大小，归根结底也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社会发展阶段。对于公权力，我们既要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又要继续发挥公权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能无条件地限制，要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对于私权利，我们既要逐步扩大其实现形式，又不可企求一步到位、无限放大，否则只能适得其反。印度近些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整体进步较慢，与他们在民主发展中过分强调扩大私权利、不能充分有效发挥公权力的作用不无关系。所以，发展民主，要把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标准，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限制公权力、扩大私权利”。
3、打破民主迷思，反对泛民主化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泛民主化”的倾向，即不论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孤立地谈民主，言必称民主，把民主当作一个招牌，把民主的标准单一化，好像只有符合西方民主观的形式、道路、模式才是民主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主迷思、一种对西方民主的“迷信”。
其一，民主迷思实质是把民主的作用绝对化。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和权力运行的方式，它在凝聚民心、凝结民智、整合民意等方面的确有着重要作用。不过还要看到，民主不是万能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对它如果运用得不好，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民主”。但这种“大民主”以对社会秩序的彻底破坏为终结，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台湾地区近年党派之间相互攻讦，不择手段，成为“劣质民主”的反面教材。历史上，民主导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的例子屡见不鲜。18、19世纪，在法、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阶段，其民主发展反复波折、时起时落，甚至还出现通过民主选举恢复专制制度的历史奇观。通过选举上台的希特勒最后大搞独裁，其教训值得人们反思。
由此看，民主和任何制度一样，既有优点，也有不足。民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也可能导致议而不决；既可以实现多数人的权利，也可能造成“多数人的暴政”；既可以推进公众政治参与，也可能破坏政治秩序……所以，简单地把民主当作一个招牌对推进民主启蒙、民主建设并无太大积极意义，关键是我们在什么意义、什么层面上，全面、客观、理性地认识民主以及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运用民主。
其二，民主迷思突出表现在把西方民主形式绝对化，打破民主迷思，就要打破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神话。按西方的观点，两党制、多党制属于民主范畴，其它形式的政党政治则不民主。这个论断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支点，多少年来似乎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是此论的支持者。但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这一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两党制或多党制条件下，上台执政的一党只代表相对多数民意，不可能对全体人民负责，其施政必然不顾及甚至损害不支持它的民众，这能称为民主，能反映和代表全民族的民意吗？显然不能。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保守派和军工集团的利益，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民主党及其代表的民众反对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的战争行为。在许多实行两党或多党制的国家或地区，这种两党争斗、人民和国家利益被忽视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绝不是民主所要求的结果。
对于两党制和多党制民主形式的实质，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这种形式并不能表现出多大的优越性。近年来，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虚假性、弊端日显，选举中出现的投票率大幅下降和选民的政治冷漠现象，可谓是对其所谓优越性的一个绝好的讽刺。
在两党制和多党制条件下，三五年一选举，为达到某政党统治利益，恶质争斗不可避免，阶层、种群冲突不可避免，在发展落后的国家造成动乱不可避免。因此，对两党制和多党制，绝不能迷信。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是一个拥有七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她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全国、全民族的整体利益，有着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员包括了我国现代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代表着不同阶层的民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更是汇聚了各党各派、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通过这种政治形式集中社会各界的意见和智慧，执政党据此协调各方利益、统筹全局，使民主得到充分地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前苏联那时实行的一党制，也不同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它既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肯定了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而不是在野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平等合作与协商关系。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保证，与其他政党制度相比，更适合我国国情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党在民主实现的形式上有一系列的创举，差额选举、党代表任期制等许多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举措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呈现出了蓬勃生机。把西方民主模式绝对化，迷信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只能误入歧途。
其三，民主迷思还突出表现在把西方的直选绝对化，打破民主迷思，还要打破直选的神话。有观点认为，没有西方的直选、竞争性选举就没有民主，只有实行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或直选才是真正的民主，有同志甚至主张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
应当看到，选举制度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它不仅可以使人民的意愿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而且使这种表达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监督。但还要看到，竞争性选举不是民主发展的惟一模式，并不意味着“一选就灵”，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决定了它并非在所有国家、所有发展阶段都是医治社会百病的良方。竞争性选举模式不仅易导致权钱结合，而且容易把分歧公开化，不利于形成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稳定。例如，台湾地区仿效西方搞竞选，民进党在选举中采取强化分歧、突出矛盾的策略，并以此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选民队伍，其结果虽有利于本党竞选利益，但导致政党恶斗、族群分裂、社会动荡、经济下滑，出现了恶性竞争。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和地区照搬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直选和竞争性选举的神话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破灭的现实促使我们走出对民主的迷思。
因此，不论是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还是直选，不过是西方国家立足自己国情对民主形式的一种探索，对其中蕴含的权力制衡、权力监督等理念，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加以吸收和借鉴，但切不可将这些形式神化，并将之照搬到我国的民主实践中来。
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民主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民主之路。
1、走中国式民主之路，是立足我国国情做出的科学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情和现实需要。民主政治模式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国情的清醒判断的基础之上。这是一条方法论，也是一个历史逻辑。就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点来讲，国外现行的任何一种民主模式都不适合中国，美国的不适合，英国的也不适合，用国外的民主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都是不可能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式民主之路。曾经有人试图引进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试图用西方的三权分立来改造中国的民主政治。这完全是脱离中国国情的，是根本行不通的。
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后发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尚不发达，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和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结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历程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又经历了“文革”的曲折。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正迈向“深水区”，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利益结构不断分化，利益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的现实国情。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要在有利于和谐稳定、有利于经济建设、有利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进行，而不能单凭良好的愿望，一蹴而就。
立足国情，走中国式民主之路，一个重要前提是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把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稳定住，使人们能够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和谐发展，这是对我国民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匆匆忙忙地搞、脱离国情地搞，就会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在亚洲、拉美的一些国家，盲目推行西方民主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有目共睹。在民主政治发展中试图通过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来改造中国的民主政治，到头来只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也正中西方国家的“下怀”。这就是不能用国外的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
2、中国式民主之路，是一种渐进式民主之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脱离国情，还要受历史规律的制约。走中国式民主之路，必须遵循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而行。
第一，走中国式民主之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不是教条，因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无论何时、何事、何种条件下，都不能搞教条、搞崇拜。有的学者处处用西方的民主模式、理论来套中国，在方法论上这实质是一种洋教条，洋教条也是一种迷信、一种崇拜。民主政治建设中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破除各种各样的教条和崇拜，我们才会更加自信和实事求是，民主政治建设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第二，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渐进、增量而行。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国改革的路径总的来说是渐进式的，先易后难，增量推进。这种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在改革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改革深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渐进改革、增量推进是一条符合国情、高效稳健的改革之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要走渐进式之路。
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不是凭空进行的，其发展需要一个有利于民主发育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制度基础。从一些国家的民主发展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得到确立。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的国家制度，一旦实行民主化，国家的发展就会面临重重困难，诸多国家制度很难有机会发展和完善起来。民主发展中的这一带有规律性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不断健全我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民主建设，而不能搞整套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走“速成式”民主建设之路。否则，建成的民主制度对广大人民来说只能是名惠而实不至的空中楼阁。
第三、坚持“三个有机统一”。经过长期反复探索，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中，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色之路，也是建设中国式民主的根本规律。这一规律既是我国人民在追求民主之路上长期奋斗探索的结果，也是我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三个有机统一”，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当代中国如何走中国式民主之路的问题，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必须一以贯之，长期坚持。
胡锦涛同志2006年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把握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规律和特点，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政策，把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水平。”这些要求，虽然是胡锦涛同志针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出的，但对整个民主政治建设都有指导意义。只要我们不断把“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政策，把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扎实推进，中国式民主之路必定越走越宽。
3、走中国式民主之路，要树立中国主体思维、树立自己的理论自信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在物质、文化、政治、社会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思想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理论自信。改革开放伊始，一些学者唯西方是从，“崇洋”一度成为一种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揭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行不通，搞洋教条也行不通。现在，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主体意识、一种更为客观、更为理性的理论思维、一种不被西方的观点、思潮所左右的理论主体思维，这背后是一种理论自信的树立。上述对民主的思考正是建立在思想理论界的这种理论自信之上。只有通过对目前盛行的观点进行理性辨析和大胆质疑，才能打破民主迷信、打破西方对民主的垄断，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中国式民主之路。
中国对民主政治模式的选择，不能听任何人的，只能靠我们自主地选择、自主地探索。这就要求我们在民主政治发展中，一定要树立主体思维。主体思维是与客体思维、静态思维和单向思维相对应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一切从自己的国情、党情出发，思考问题，做出判断，坚定选择。主体性思维不仅是一种思维方法，更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我国的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而是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如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坚持中国主体，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式民主之路。
走中国式民主之路，并不排斥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相反要以积极态度对之加以吸收。走中国式民主之路越是坚定自觉，越是要理智积极、深入广泛地借鉴国外人类文明的成果，拿来为我所用。这也是坚持中国主体思维的内在含义。只有在坚持主体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不断丰富、完善和壮大自身，并形成自己更高形态的民主模式，才能更好地展现我国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展示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服务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方向，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标志。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服务业工作放到重要位置，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加快发展服务业事关现代化建设大局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文化体育娱乐、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众多行业。服务业可以划分为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也可以划分为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还可以划分为盈利性的服务产业和公益性的服务事业。在国民经济所有产业及行业中，除农业、工业、建筑业外，其他都是服务业，可以统称为第三产业。随着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服务业的领域不断拓宽，范围逐步扩大，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加快发展服务业，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大趋势。人类发展已从工业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当物质产品的短缺基本消除后，经济增长必将更多地依靠服务业带动，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大趋势，这是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据世界银行统计，当前全球服务业产值比重平均已超过60%，发达国家超过70%。交通、信息、流通、金融、商务、科技等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推动了社会化生产，完善了市场化体系，改善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水平。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服务业将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但服务业产值比重还不到4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亟待加快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顺应时代潮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国际趋势和规律，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的方向转变。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吃、穿、用等产品性支出的比重下降，住、行等服务性支出的比重上升。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由物质型向服务型、文化型转变，服务性消费热点不断涌现。必须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新形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多的服务性产品。我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解决民生问题，也要求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生活改善的新期待。服务业还具有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的特点，是增加就业的主要途径。2000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就业劳动力新增约6000万人，超过同期全部新增就业人数，弥补了工农业就业的减少。今后几年，我国城乡新增劳动人口每年仍达1000万左右，就业压力依然很大。必须加快发展服务业，努力创造就业岗位，增加劳动收入，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目前，主要工农业产品供给能力相对充裕，规模扩张受到国内外市场容量的制约，而服务业发展不充分、水平不高，增长潜力很大，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附加价值较高，拉动能力较强，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业具有引领消费、创造需求的特点，如互联网、创意设计、家政服务等行业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拓展了新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的空间十分广阔。服务业又具有区域性较强的特点，其生产、使用和消费大多在一个国家内部实现，对繁荣当地经济作用较大。服务业还具有需求弹性波动不大的特点，与一般工农业相比，其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较小，是国民经济及地方经济稳定的增长点。培育壮大服务产业，有利于促进生产与消费衔接，有效扩大和开拓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从产业发展的沿革看，服务业与工农业始终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建立在工农业发展基础上，同时又支持了工农业发展。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前沿领域，是当代最重要最活跃的产业形态，对工农业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越来越突出。推动工业集约发展，取决于科技、信息、金融、商务、物流等生产型服务的支撑和配套水平。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更需要技术研发、产中服务、市场营销等专业化服务的支持。可以说，没有现代服务业，就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同时，服务业形态的发展与变化，丰富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容。如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工程总包、服务外包、动漫产业等新的服务业态不断涌现，深化了产业分工协作，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当前，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服务业与工农业结合不够紧密，对产业的支撑能力不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服务业既是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方向，也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举措。服务业主要以人的智力、体力等非物质投入为主，能源、原材料等物质投入较少，与工农业相比，资源消耗较低、污染排放较少。同时，科技、环保等服务业的发展，还能够通过提供有关专业服务，促进其他产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为这些国家能耗降低、环境改善作出了贡献。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节能减排的形势相当严峻。这种状况的产生，与产业结构总体偏重、重工业发展偏快直接相关。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有效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必然选择。必须把发展服务业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抓手，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市场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企业分工协作和社会化服务不充分，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市场功能不健全，信息、技术、法律等中介服务不完善。而这些服务既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又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其发展滞后以及不规范，直接影响整个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也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有效发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健全要素市场，大力发展金融、咨询、评估等服务业，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从而形成分工合理、运行高效、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为整体改革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无论是海外营销、贸易融资，还是国际经营、跨境并购，都需要提供大量的国际化服务。近年来，我国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呼唤着开放型服务的发展。服务业的国际化，是发展外贸、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重要支撑，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水平。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谁能在这些领域赢得优势，谁就占据了发展的主动权和制高点。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做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以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一是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据初步统计，2007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9.6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3.7%提高到39.1%。二是服务业就业迅速增加。2006年，全国服务业从业人员2.46亿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978年的12.2%提高到32.2%。三是服务业领域不断拓宽，生活型服务业门类明显增加，生产型服务业快速拓展，传统服务业改造加快，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四是服务业水平逐步提高，服务产品不断丰富，服务质量得到改善，企业竞争力逐步增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同时应当看到，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体落后，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服务业总量相对较小，产值比重仍在下降；服务业结构不合理，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传统服务业亟待提高；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服务业十分薄弱，公共服务不能满足群众需要；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人才缺乏。我们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意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下大力气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服务业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
二、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服务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在新的形势下，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相结合，坚持发展服务产业与强化公共服务相结合，坚持推进自主创新与深化改革开放相结合，坚持利用市场机制与加大政策支持相结合，不断提高服务业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全面开创服务业发展的新局面。
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未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到2010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到2020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服务业结构显著优化，就业容量显著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基本实现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重点要推进以下几项任务。
(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是带动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提升产业整体水平的关键所在。发达国家无不将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其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任务，在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中，把研发、营销、信息、科技、金融、商务等现代服务业留在国内，把一般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从而占据了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我们必须顺应世界服务业发展的趋势，适应国内转变发展方式和提升产业结构的需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不失时机地培育和发展现代服务业。一是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积极推广第三方物流，建设大型物流枢纽，发展快捷交流运输，健全综合运输体系，降低流通成本，促进物流社会化和现代化。二是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完善电信基础业务，推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合一”，发展电子商务，壮大软件产业，广泛应用信息网络技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三是推动科技服务业加快发展，支持科研开发、产品设计、工程规划、技术推广、环境监测等行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保持金融业持续发展，提高银行、保险业发展水平，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注重发展中小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功能。五是优化发展商务服务业，发展和规范法律、咨询、会计、审计、评估、广告、会展等行业，形成专业化、高水平的服务体系。六是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合理调控住房需求，努力增加住房供应，改善住房套型结构，保持房价基本稳定，更好地发挥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作用。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是现代服务业成长的一大趋势。要鼓励工业企业加强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推进业务外包、专业化生产，形成现代产业链，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集聚发展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要立足地方现有基础和比较优势，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发展环境，努力形成一些布局科学、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二)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传统服务业门类多，量大面广，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就业容量大，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必须调整结构，提升水平，突出特色，优化发展。创新管理模式、加强技术改造，是传统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要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促进科学管理在传统服务业广泛应用，积极推广网络技术、供应链、条形码、收款机等现代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目前，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对传统的农副产品、轻纺机电等市场进行改造，集贸易、信息、技术、融资等服务于一体，建立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服务平台，取得好的效果，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发展专业经营、健全服务网络，是传统服务业发展的有效途径。要积极推进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连锁经营、特许经营和联盟发展，优化物流配送，扩大覆盖范围，提高服务水平。贴近人民生活、满足群众需求，是传统服务业发展的立足之本。要大力发展家庭服务、托幼养老、洗染理发、修理维护、便民早餐等社区服务业，积极发展文艺表演、影视出版、休闲娱乐、体育健身、旅行服务等文化体育旅游业，健全居民生活服务体系。在提升和改造传统服务业中，要把发展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放在重要位置，努力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三)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受自然、历史、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村服务业十分薄弱。这是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民生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大力推进各类服务业向农村延伸，加快发展农村服务业，为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提供良好条件与环境。要以农业产业化和发展现代农业为中心，加快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检测认证、动物防疫和植物保护等农业技术支持体系，完善种子统供、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机统一组织使用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服务组织，为农业生产提供专业化服务。要以农产品入市和工业品下乡为重点，推进农村商品市场建设，实施“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和“万村千乡”、“双百市场”等工程，发展农资连锁经营，开展“家电下乡”试点，为农副产品销售提供稳定可靠的平台，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邮政通信、广播电视、饮水安全、农村能源等生产生活条件。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拓展农村融资渠道，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农村信息服务，建立科技、市场等信息网络，以多种方式为农民提供生产和生活信息。
(四)着力发展开放型服务业。这是提高整个对外开放水平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条件。要把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服务贸易的规模、层次和水平，促进外贸增长方式加快转变，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把服务贸易与吸引外资结合起来，进一步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关于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的承诺，逐步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优化服务业利用外资结构，更多地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运营中心和地区总部，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国际服务业外包转移，是当今全球产业结构重组的重要方面。要抓住这一机遇，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积极承接计算中心、数据处理、研发设计、财会核算、呼叫中心、售后服务等国际服务业转移。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支持具备条件的服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拓宽营销渠道、开展研发合作、参与工程承包、扩大劳务交流，为其他产业提供运输、融资、保险、技术、信息咨询、法律等服务，发展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走出去”潜力很大。要支持文化、教育、影视、出版以及中式餐饮、中医药等特色行业到海外发展，积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多渠道开拓国际市场。
(五)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事业。社会事业和公用事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高度出发，把发展服务产业与发展服务事业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要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重点发展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事业，搞好职工、农民工和农民培训，推进科学普及和文化扫盲，加强基层文化工作，提高城乡居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完善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养老保险水平，发展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进一步加强市政公用事业建设，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不断完善城市道路、供排水、供气、供热等服务体系，努力改善人居环境质量。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城市政府的重要职责。要加快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进一步完善经济适用房制度，为低收入群众提供住房保障。推进电子政务，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措施，也是带动电子商务、网络服务等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式。要完善服务功能，扩大应用范围，推进互联互通，实现资源共享。要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创新服务方式，健全服务职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三、努力提高服务业发展工作水平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付诸行动。在思想认识上，要从轻视或忽视服务业转向重视和熟悉服务业；在实际工作中，要像发展工业、促进投资一样发展和繁荣服务业；在组织领导上，要把服务业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摆上议事日程。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发挥好政府的公共职能，加强政策引导，增强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基础能力，促进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
加强综合协调是做好服务业工作的重要保障。2007年5月，国务院成立了全国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服务业发展进行综合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进一步明确有关服务业发展的规划思路，深入研究制定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服务业发展评价与考核体系，指导和协调解决服务业发展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推动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服务业发展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服务业发展综合协调机构，创新思路，改进方法，提出符合本地实际的服务业发展工作方案，把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有关行业协会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开展行业自律、商务咨询、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工作，为服务企业搞好服务。各类服务企业要加强管理，提高素质，在服务业发展中起到主体作用，中央大型服务企业要走在前面。
加大政策支持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有力保证。要清理和修改各种不合理限制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完善服务业发展指导目录，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对需要扶持的服务产业和服务事业给予政策优惠。加大财政资金对服务事业的投入力度和服务产业的支持力度，安排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推进服务业重点工程建设，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服务业的投入。研究制定把服务业税收更多留给地方的政策，调动地方增强发展服务产业的积极性和加强公共服务的责任。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应服务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鼓励各类创业投资机构、信用担保机构面向服务企业开展业务，扩大服务业直接和间接融资规模。积极稳妥地推进服务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服务业实行与工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基本同价。调整城市用地结构，合理确定服务业用地比例，对列入国家鼓励类的服务业在供地安排上给予倾斜。
深化改革开放是增强服务业活力的关键环节。要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打破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降低一般服务行业注册资本、工商登记等门槛。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凡是对本地开放的服务业领域，都要向外地企业开放。要深化服务企业改革，加快国有服务企业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服务企业，支持中小服务企业做专做优做强。深化服务事业单位改革，将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深化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后勤服务改革，推进后勤服务社会化。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供水供气供暖、公共交通等服务事业，也可以采取政府支持、企业经营、市场运作等方式，增加服务业供给能力。发展服务业应立足于用好现有设施，促进资源整合，提高利用效率，避免闲置浪费。当前，要选择一些具备条件的产业和事业，选择一些地方开展服务业改革的试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