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20世纪西方国家经历的“三大经济事变”出发,考察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从凯恩斯革命到货币主义到理性预期革命的演变;详细分析了每次革命产生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科学特征”;评述了建立在不同宏观经济理论上的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凯恩斯革命;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政策

20世纪西方经济发生的“三大事变”

　　当行将跨入21世纪的时刻,我们回顾20世纪西方经济社会在经济运行中发生的三大事变,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受到极大冲击,居于其时的主流地位或正统派经济理论不能不陷入危机,这是很有重要研究意义、发人深思的。所谓西方经济发生的“三大事变”,就是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生产率下降和通货膨胀上升的同时发生,即“滞胀”;90年代出现的金融混乱。

　　众所周知,本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面临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时,它的“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便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琼·罗宾逊语)于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6年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专著。本书的出版形成“凯恩斯革命”,标志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正统派了,甚至西方报刊不断宣称,本世纪50至60年代期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繁荣和失业率不高而进入了“凯恩斯时代”。然而,好景不长,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滞胀”局面,这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严重挑战。正如托宾所指出的,“70年代滞胀之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如同30年代大萧条之于古典派正统观念一样。”[1]因此,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以来,由于通货膨胀的加速,直至出现滞胀,这就促进了以米尔顿·费里德曼为首领的货币学派或货币主义的形成,它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进行反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重新强调货币效力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极端重要性。

　　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以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经济学者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货币主义模型中,形成“新货币主义”或“货币主义第二号”,被称为“理性预期派”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原来的货币主义者还承认总需求政策可以被用来影响短期的产出量和就业水平,可是现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却断定,即使在短期内,总需求政策变化也不可能影响产出量和就业水平。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认为,实行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财政金融政策毕竟是无效的。他们断言,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严密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他们主张,应当用建立在市场始终出清和经济行为者始终实现最优化的假定基础之上的宏观理论来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他们宣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死亡了!

　　为回答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者们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80年代,美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便致力于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严密的微观经济基础。因为工资的价格粘性往往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题,所以他们努力的目的在于更多表明这些粘性如何由工资和价格确定的微观经济学而引起的。即是,他们试图建立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样,80年代以来,就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与其对立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并立。

　　90年代,世界出现金融混乱日益加剧,现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正存在一个庞大的投机泡沫。据估计,目前世界每日金融交易与实物产品贸易有关系的不超过1%—2%,游资多达10万亿美元,国际外汇交易额已大于世界市场上进出口总值的60倍,每天约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中绝大多数是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无关。金融领域几乎与实际经济领域,即与工业和农业生产完全脱节。因此,不少学者已预告:大量的纯粹“虚拟的”金融资产(包括许多“金融衍生工具”)近年来无控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的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和下降,已经造成近世纪全球性金融崩溃的条件[2]。确实地,自1997年以来,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危机震荡了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以及对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的恐惧日益加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所指出:“今天的世界危机与1929-1934年的大萧条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信贷机制制造,接着又破坏了一些支付手段;用短期基金进行长期投资;巨额负债形势不断发展;对股票和货币进行大规模投机;金融和货币体系极不稳定。”面临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这个议题,正成为西方经济学急需研究的热点。　

　哈里·约翰逊对凯恩斯革命和货币主义兴起的评论　　

　　29年前,哈里·G·约翰逊(1923-1979年)在美国经济学协会年会上作了题为《凯恩斯的革命与对抗革命的货币主义者》的演讲。重温这次讲演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原因及其产生影响,很有现实意义。

哈里·约翰逊认为,凯恩斯的“《通论》在当时之所以能够迅速地被专业经济学家接受和传播”,有两个因素,一是新理论产生的客观社会形势,二是新理论本身的科学特性。

　　就凯恩斯革命来说,这正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失业人数达到四五千万人。英国1933年失业人数275万,失业率为22.5%,美国1932年失业率达到25%最高峰,1400万失业人口流落在街角,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几乎倒退到20年以前。1932年,美国工业生产仅停滞在1929年最高水平的53%。当时,经济大萧条的特征之一是投资的崩溃。美国净投资变成负数,到1933年,美国住宅建筑和住房修理的总支出额各自仅为1928年水平的1/10。此外,美国的股票市场于1929年10月发生了戏剧性崩溃,使得许多股民破产,投资者的名义财富减少了80%,股票市场过去两年赚得的400亿美元全输光了。40万存户提款拮据。仅1932年一年,美国就有1400家银行倒闭。当时在美国流行两个笑话:一是金人公司的每一股均附送一支左轮枪;二是当向旅馆订房间时,柜台雇员会问你:“是要睡觉,还是要跳楼?”[3]

　　面对以上所述情况,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常态的假说便不攻自破了。因此,凯恩斯的革命性理论便应运而出,他的新理论要能对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问题的性质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并根据这些解释提出一套政策办法”,特别是提出治理当时普遍的严重失业的良方。类似事情出现在60年代末期以后,通货膨胀已被视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但凯恩斯理论却不能对这个问题提供解释和解决办法,这就为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革命铺平道路。正如哈里·约翰逊所指出:“只有到了通货膨胀成为美国自己的主要问题的时候,货币主义反凯恩斯革命的革命的真正冲击才得到发展。同样,只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事件,即由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这种事件意味着出现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货币主义才被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公共舆论严肃对待。”[4]

　　关于凯恩斯理论的迅速传播和广泛接受的第二个因素,哈里·约翰逊认为,革命的理论的成功要依靠其本身具有的五个内在特性:

(1)对当时正统学派的中心命题的极为重要抨击。凯恩斯抨击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这个古典派的假定。他“用新的但又是学术上可接受的分析来推翻古典派这个命题。”随后货币主义者又抨击极端凯恩斯主义者,认定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中,由于流动性陷阱和投资对利息率缺乏弹性,便表示货币并不极为重要。

(2)理论必须显得新颖,而又尽可能多地吸取现存正统派中正确的,至少是无争议的部分。哈里·约翰逊举例指出,《通论》中包含有古典派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概念,凯恩斯将它重新取名为资本边际效率;货币数量论的剑桥方程中的K,“在凯恩斯的流动偏好新理论中变成了一个次要成分”;“被以前的经济学包括凯恩斯自己在内都认为是无助于动态分析的事后储蓄和投资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却成了正确论证的法宝”。为证实关于货币主义理论的特性,哈里·约翰逊根据唐·帕廷金的观点,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应被视为货币需求的现代资产组合研究方法的第一流的讲解,而这只可能被认为是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的继续部分。

(3)新理论具有理解上的相当难度,以致会向较年轻同行们和学生们需要智力的挑战。实质上,哈里·约翰逊已评说道,对于较年长的经济学者要花费时间去精通新理论,这是很少有激励动力,特别是当他们已投入很多智力资本于既定的正统学说之中的时候。对比说来,新理论向年轻学者们提供一种机会进入新的和使人们激动的研究途径,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与此有关的晋升可能性机会。

(4)新理论必须提供一种比现时流行的方法更具有吸引力的新的方法论。就凯恩斯革命来说,哈里·约翰逊认为:“《通论》作为一个总量的一般均衡体系提供了一个中间地带,在那儿进行工作就不太困难或不太复杂——虽然它需要事先在数学方面有比较坚实的基础——并且为那些不怕麻烦去了解事实真象的人提供了高度明确的经验关系。总之,凯恩斯在方法论上放弃了古典派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另方面,货币主义的反凯恩斯革命却提出实证经济学的新方法论,并抛弃大型的经济模型。

(5)“《通论》为正在出现的一批经济计量学者进行测量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关系——消费函数,而国民收入统计的发展则为估量这种关系提供了原材料”。但货币主义者的反凯恩斯革命则提出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作为经验考察的主题[5]。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及其理论特性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早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号版本取代了作为主要反抗凯恩斯革命的货币主义。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看来,凯恩斯主义模型不可能被修补好,因为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该模型表现:1假定无市场出清的不充分的微观基础;2使用适应性预期而不使用理性预期,这就使预期形成的假说与最大化行为相矛盾。

除了正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在理论方面失败之外,它还有经验方面的失败。卢卡斯、萨金特曾揭露凯恩斯主义模型经历了“大型的经济计量的失败”。巴罗也把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声望受到很大损失归之于70年代中期菲利浦斯曲线的消失。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批评家抛弃了他们对经验方面大失败的观点。到70年代中期,至少在美国,菲利浦斯曲线长期呈现垂直的看法已取胜。供给方面冲击的影响正被编入主流模型中。这样的发展导致了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经验方面的复兴”。因此,货币主义的影响被吸收到现存理论框架内,它导致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的综合,哈里·约翰逊早已预见到这一发展,他讲道:“货币数量论者已经开始把他们的努力扩展到联立方式的建立和经济关系的估算。这样做,他们已经同他们的对手凯恩斯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做了重要的调和——或者换一种说法,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达到一种综合。”然而,这样一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发展却起了戏剧性影响。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号版本有三个基本假设:(1)理性预期;(2)总供给假设;(3)市场持续出清的瓦尔拉斯假定。建立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的新古典模型结构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有争论的政策含义,即是:(1)政策无效性命题;(2)追求可信的货币紧缩,产出量和就业的缺乏便要付出代价;(3)时间上不一致引起的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而赞成有规则的政策的争论;(4)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答案(政府选用征收一次性总付的税收,还是发行政府公债来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均既不会影响居民户的消费,也不会影响资本的生成);(5)微观经济政策对于增加总供给的作用;(6)卢卡斯对经济计量的政策评价的批评。

　　新古典派理论建立的第一阶段的影响,在1976-1978年期间达到了高峰。然而,1978年10月13日(星期五),巴罗(RobertBarro)鲁什(MarkRush)提出他们的“政策无效性命题的经验检验”(根据美国战后季度资料)。这份报告不仅被讨论会的三位参加者给予严厉批评,而且作者们对其报告中包含未定的答案,似乎也有疑问。因此,80年代早期,新古典宏观经济研究法一号版本就证明让位了,其原因主要在于:(1)推测的关于总价格水平和货币供给数据的信息差距难以置信;(2)对于政策无效性命题提供有力支持的经验检验的失败。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建立的第一阶段播下了二号版本发展的种子,即当维持市场持续出清的假定时,已重回到充分信息的假定,并把经济周期视为一再出现的实际因素(供给方面)对经济的冲击而引起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们提出总经济波动的解释,即对宏观方程的供给方面冲击是总波动的主要起源。模型中最大部分推动力量是对生产函数的随机冲击。然而,卢卡斯则寻求在市场出清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内部来改进总供给的微观基础,以便解释货币冲击的非中性影响。虽然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已放弃货币突然袭击的研究法来解释经济周期,可是它已保护和发展早期一号新古典模型的传播机制。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们发现“经济周期”术语的使用是不适当的。因为这暗示存在一种现象要去解释哪个东西是不受决定经济增长的力量支配的。由于提出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一体化研究法,实际经济周期论理论家们便表明,相对短时期内,产出量和就业量的大波动乃是“标准新古典派理论所预言的。”确实地,“如果经济未表现出产量和就业的大波动,这会是令人困惑的”。既然经济不稳定是理性经济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动的最适宜地反应的结果,那么观察到经济波动就是一种均衡现象,而不应视为背离理想的产量趋势行径,降低了福利。按照竞争性波动理论,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所以,政府应试图以任何方式减低这些经济波动,受到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们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这种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代价太高地努力于稳定性很可能是反生产的。经济波动是对技术进步率的不确定性的最适宜反应”。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们看来,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稳定定性问题所一再强调,又造成代价高昂的错误。在动态世界里,不稳定性是合意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由是可见,新古典派研究法的影响至少可注意五个主要倾向:(1)它导致了理性预期假说的广泛采纳,造成宏观经济学中所谓“理性预期革命”;(2)由时间上不一致性文献所提供的见识和卢卡斯批评已导致经济学家们重新考虑政策制定和评价的方法。(3)它导致了把均衡模型建立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广泛实践;(4)遵循新古典派贡献,任何满意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建立在稳固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这已更加广泛地被接受;(5)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已向1980年以前意见一致挑战,那时断定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是要分别加以研究的不同现象,要求用不同的分析工具。但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却利用统一的新古典派经济增长模型体系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论辩

　　由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新近发展,在其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就需要切实加以探究和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奎(G.Mankiw)概括了当前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着五个主要的论辩[1]。

(一)政策制定者是否应力图稳定经济

　　赞成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已表明,政策制定者如何减少经济波动的严重性,通过对经济变动逆风向而行,财政货币政策会稳定总需求,从而稳定生产和就业。当总需求不足以保证充分就业时,政策制定者就应促进政府支出、减税、并扩大货币供给,当总需求过多,冒着较高通货膨胀时,政策制定者就应削减政府支出、提高税收,并降低货币供给。这样的政策作用由于导致更加稳定的经济,大家受益,就使宏观经济理论达到其最好益处。

　　反对者认为,虽然财政货币政策就理论而言能用于稳定经济,可是在实践方面这样的政策运用却存在极大的障碍。问题是,财政货币政策并未立即影响经济,而是同重要时滞一起运行。货币政策通过变动利息率来影响总需求,这种总需求,转而影响支出,特别是影响住房和工商企业的投资。但是许多居民户和企业都是预先确定他们的支出计划。因此,对于利率变动来改变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这是需要时间的。许多研究已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动在其改变后六个月以前,对总需求具有很少影响。

　　由于政府在支出和税收方面的变动需要长期政治过程,(财政政策变动的议案必须由参众两院通过,总统签署)财政政策就具有时滞的运行。提议、通过、执行财政政策的较大变动可能需要几年时间。

　　由于这些长期时滞,想要稳定经济的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对经济形势及其产生影响有着前瞻性审视。遗憾的是,经济预测是高度不准确的,部分地是因为宏观经济学是这样的一门原始科学,部分地是因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冲击内在地是无法预言的。因此,当政策制定者改变财政货币政策时,他们必须依靠关于未来经济状况的有训练的猜测。但往往出现的却是,力图稳定经济的政策制定者恰造成实得其反。

(二)货币政策应按规则性还是按相机抉择来实施

　　赞成货币政策应按规则性来实施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行为要实施相机抉择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未限制权力的无能和滥用。当政府授予中央银行有维持经济秩序的权力时,它给中央银行家们毫无指导线。货币政策制定者被允许任性的相机抉择。权力滥用的例子是,中央银行家们有时被诱导利用货币政策来影响选举的结果。假定任职总统的选票是根据他为重新当选而出现的那时经济状况。同情任职总统的中央银行家就会被诱导恰在刺激生产和就业的选举之前,来追求扩张性政策,并深知直到选举之后为止,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不会完全显现。因此,到了中央银行家们与政客们完全结盟的程度,相机抉择的政策会导致反映选举日程表的经济波动,经济学家把这种波动叫做“政策上经济周期。”

　　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具有的第二个更微妙的问题是,它会导致比所想到的更大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家们由于知道长期绝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所以往往宣告他们的政策目标是零通货膨胀。然而,他们却是很少实现物价稳定。因为一旦公众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政策制定者就面临短期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为了实现较低失业,他们被诱导放弃他们宣告的物价稳定。这种宣告和行为之间的差距被称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说的和做的在时间上前后矛盾)。因此,当中央银行家们宣告他们的意图要降低通货膨胀率时,人民是怀疑的。人民总是预期通货膨胀大于货币政策制定者所自称的达到水平。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短期菲利蒲斯曲线向上移动,从而造成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交替关系更少有利。

　　避免相机抉择政策的这两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使中央银行承担一种政策规则的实施。例如,假定美国议会通过要求中央银行确切按照每年3%来增加货币供给的法律(这是因为美国真实GDP平均每年约增长3%和货币需求随着真实GDP而增长,所以货币供给增长3%大致是引起长期物价稳定的必要速度)。这样一种法律会消除中央银行方面的权力的无能和滥用,并会使政治上经济周期不可能。此外,政策可能不再存在时间前后矛盾。由于低的预期通货膨胀,经济就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更有利的短期交替关系。

　　货币政策的另外一种更积极规则就是要求中央银行对失业上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那就按超过的百分率由中央银行同样增加货币供给率。即不管规则的精确形式,都使是中央银行承担通过限制权力的无能和滥用以及货币政策行为的时间上不一致而产生有利作用。

　　反对实施按规则性货币政策的经济学认为,政策规则的设计者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意外事件和预先指定正确的政策反应,更多地是指定善良人民来传导货币政策,然后给以自由,让他们能尽力做得最好。

　　而且,提出的相机抉择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假设性的,例如,政治上经济周期的实际重要性是很不清楚的。某些时候,似乎发生恰相反的情况。时间不一致的实际重要性也是很不清楚的。虽然最大数人怀疑中央银行的宣告,可是中央银行家却通过用行动支持他们的诺言而能随时达到信誉。例如,美国90年代已表明,低通货膨胀并未要求联储承担实施一种政策规则。

　　用规则替代相机抉择的任何企图必定面临指定精确规定的困难任务。尽管许多研究检查了各种不同规则的成本与收益,但是经济学们并未达成关于会成为良好规则的一致意见。可见,给予中央银行家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仍是适合的。

(三)中央银行目标是否为零通货膨胀

　　许多经济学家已识别了通货膨胀的六种代价:

(1)与减少货币持有(因通货膨胀,人们都积极抢购实物)相联系的鞋的皮革成本。

(2)与更多次数的价格调整相联系的菜单成本。

(3)增加相对价格的变动率。

(4)由于税收准则的非指数化而形成未预期到的税收债务的变动。

(5)由于记帐单位的变动而造成的混乱和不方便。

(6)与标名美元债款相联系的财富和任意再分配。

　　一些经济学家争辩说:以上那些代价是微小的,至少就温和通货膨胀说来,在90年代上半期,如3%通货膨胀在美国已经历了。但是其他经济学家却认定那些代价是重要的,即使就温和通货膨胀而论。而且,无疑地,公众厌恶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升热时,民意测验便认定通货膨胀成为国家主要问题之一。

　　零通货膨胀的利益必须考虑实现它所面对的代价。降低通货膨胀通常需要有一个高失业和低产出的时期(如短期菲利浦斯曲线所说明的)。但是这种拒绝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的。一旦人民开始了解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正在为了零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就将下降。这样便改进短期交替关系。由于预期的调整,长期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便不存在。

　　所以,降低通货膨胀是具有暂时代价和永久性利益的一种政策。即是,一旦拒绝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过去了,零通货膨胀的利益就会持续到未来。如果政策制定者都有远见,那么他们就应乐于为永久性利益而承受暂时代价。

　　反对者则认为,虽然价格稳定是可以向往的,但是零通货膨胀的利益与温和通货膨胀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而达到零通货膨胀的代价都是很大的。据估计降低一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就需要放弃一年产出量的5%。比如说,将4%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为零,便需要失去一年产出量的20%。虽然人民将厌恶通货膨胀,可是他们会愿意付出如此巨大低价,这是全然不清楚的。

　　尽管经济学家们可以列举通货膨胀的好些代价,可是那些代价都是重大的,在专业学术界却未取得一致意见。经济学家们懂得,生活标准取决于生产力,而非取决于货币政策。因为名义收入的膨胀与价格的膨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降低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真实收入更迅速地上升。

　　降低通货膨胀也许是值得向往的,如果可能不付出代价而做到的话。可是这种戏法是难以实际进行的。当经济降低其通货膨胀率时,它们几乎总是经历着高失业和低产出的时期。相信中央银行能迅速达到拒绝通货膨胀,以致不产生痛苦,这是冒险的。因而,有的经济学者(如AlanBlinder)断言:“更好地要学会与温和通货膨胀一起生活”。

(四)政府是否应平衡其预算

　　赞成者认为政府债务的最大直接影响是把负担寄托在未来几代交税人的身上。当这些债务和累积的利息到期时,未来交税人便面临困难选择。他们可能支付较高税款,享受较少政府经费,以便使可得到财源偿付债务和累积的利息。或者他们可能延迟帐单的日期,并通过再次借款以偿付旧债和利息而使政府陷入更深债务。实质上,当政府处于预算赤字时,这就允许当前付税人把他们的政府某些支出帐单传递到未来交税人。继承如此庞大债务,除了降低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标准之外,便不可能有助益。

　　此外,预算赤字还具有各种宏观经济效应。因为预算赤字体现负公共储蓄,它们降低全国性储蓄(私人的和公共的储蓄之和)。减低的全国性储蓄引起实际利率上升和投资下降。减低的投资随时导致较少的资本存量。较低的资本存量减少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和整个经济的物品与劳务的生产。因此,当政府增加其债务时,未来几代人就被带入更低收入和更高税收的经济中。

　　然而,在经济衰退期间,如果政府试图平衡其预算,那么政府就必须在高失业时刻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这样一种政策将势必压低总需求,而恰在此时需刺激总需求,所以,这样一种政策将势必增加经济波动的幅度。

　　反对者认为,预算赤字问题往往被夸大了。虽然政府债务确实体现对更年轻几代人的税收负担。可是,与一般人的终身收入相比较,这种税收负担不是很大的。

　　而且,预算赤字恰是一部大影片,表现政府如何选择增加和支出货币。在财政政策方面作出这些决定中,政策制定者要用许多方法来影响不同几代的交税人。预算赤字应与其他一些政策一起加以考虑。

　　例如,假定政府通过削减教育支出来降低预算赤字。政策的这种变动使年轻几代人的情况较好吗?当年轻人成为劳动力时,政府债务就将较小些,这意味着较小的税收负担。然而,如果年轻人受到较少良好教育,他们的生产率和收入就将是较低的。通过削减教育支出来降低预算赤字会使未来几代人的情况变得更坏。

　　不能孤立地关心预算赤字,而应注意到跨几代人的再分配收入的各种其他政策。例如,政府为老年人提高社会保障津贴。政府筹措的这项较高支出是通过对正在工作年龄人口的工资单来增加税收而实现的。这种政策即使未影响预算赤字,也是离开年轻几代人而向年老几代人再分配收入。因此,预算赤字只是政府政策如何影响各不同世代的福利这个较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政府预算赤字的反效应可能通过有远见的父母而加以扭转。假定父母忧虑政府债务对他们的后代产生影响,父母就会通过储蓄和留下较多遗产以抵销这种影响(使后代有能力承受未来税收的负担)。有些经济学者认为,由于父母事实上会抵销预算赤字的公共负储蓄,预算赤字就不会影响经济。大多数经济学者则怀疑父母有这样的远见。政府预算赤字给人民有消费的机会,而却牺牲他们的后代,但预算赤字并未要求他们这样行为。

　　对预算赤字的批评者有时断言,政府债务不可能继续永远上升,但事实上它却能上升。只要政府债务增长较慢于国家的收入增长,那要阻止政府债务永远增长就绝不存在。

(五)税法是否应改革以鼓励储蓄

　　赞成者认为,一国的储蓄率是其长期经济繁荣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当储蓄率较高时,更多资源就可用于新的厂房和设备的投资。较大的厂房和设备的存量依次提高劳动生产率、工资和收入。所以,国际资料已表明,全国的储蓄率与经济福利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如果一国的法律使得储蓄具有吸引力,那么人民的储蓄就将占他们的收入中较高份额。

　　税收准则(如在美国等)由于征收资本所得税两次,就更阻碍储蓄。假定某人用他的储蓄去购买某公司的股票,当公司从其资本投资中获得利润时,它第一次就以公司所得税形式付出这种利润税。如果公司用红利形式把利润余额支付给股东,那么股东就要用个人所得税形式第二次支付这种所得税。这样的双重征税极大地减少股东的利得,因此降低储蓄的动力。

　　如果某人想要留下他积累的财富给他人后代(或其他任何人),而不愿其终身期间消费掉他的财富,税法就再次阻碍储蓄。

　　除税法而外,在美、英等国,许多政策和制度都降低家户储蓄的动力。有些政府津贴,如福利和医疗,是有意义的试验;即是,为那些过去足够节俭而储蓄他们的收入的人们减少津贴。大学和学院同意作为学生及其父母的财富的函数而予以资助。这样一种政策就像按财富征税,而且也阻碍学生和父母储蓄。

　　美国税制的核心部分是所得税。获得一美元,无论是花掉还是储蓄,都同样要抽税。许多经济学者所提倡的选择对象是消费税。在消费税制下,家户只根据所花掉数额而付税。被储蓄的收入是免征税的,直到储蓄后来被提取并花费在消费品上为止。可见,从所得税转换为消费税会大大地增加储蓄的鼓励。

　　反对者认为,虽然增加储蓄可能是值得向往的,但这并不是税收政策的唯一目标。政策制定者还必须确信,公平地分配税收负担。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高收入家户比低收入家户储蓄有较高份额。因此,有利于储蓄的人们的任何税收改变也势必有利于高收入的人们。由于对富人减低税收负担,他们就迫使政府提高对穷人的税收负担。

　　而且,是否设计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是有效地达到那种目标,这仍是不清楚的。许多研究已发现,储蓄是相对地无弹性的,即是储蓄数量对储蓄报酬率不是非常敏感的。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通过降低资本所得税来提高有效报酬的税收提供就将进一步使富者愈富,而并没有诱使他们比另外条件下储蓄得更多。

　　根据经济理论观点,是否较高报酬率会增加储蓄,这是不清楚的。这样的后果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这两者相对大小。一方面,较高报酬率提高储蓄收益,今日储蓄产生将来更多消费,这种替代效应势必提高储蓄。另方面,较高报酬率降低储蓄的需要,家户必须储蓄少些以达到未来的消费目标水平。这种收入效应势必降低储蓄。如果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大约相互抵消,那么当较低的资本所得税提高报酬率时,储蓄将不会变动。

　　全国储蓄是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之总和。为替代试图改变税制来鼓励更大私人储蓄,政策制定者只能通过降低预算赤字以提高公共储蓄。也许通过提高对富人征税来减低预算赤字,这样,就为增加全国储蓄和增进未来几代繁荣提供直接方法。

　　降低资本所得税的税收改变就减少政府收益,因而增加预算赤字。为了增加全国储蓄,税收准则的这样改变必须剌激私人储蓄大于增加预算赤字。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所谓“储蓄鼓励”可能潜在地使问题变得更糟。

　　以上关于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论辩对于我们如何正确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胜利地推向21世纪,是有参考、借鉴和深思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托宾.宏观经济学的当前争论:四个流派[J].哈佛大学校友会通讯,1990,6.

[2][德]乔纳丹·泰纳鲍姆.金融癌症: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总危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1):40-44.

[3]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0-71.

[4]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1).商务印书馆,1979,102.

[5]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1),94-97;B·斯诺东等.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J].宏观经济学杂志,1996(夏季号)(英文本),383-384.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1),109-110.

[7]曼奎著.经济学原理[M],1998(英文版),(34).(责任编辑　王珏)

西方经济学我喜欢啊

好帖~！！顶啊